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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雷加

时间:2013-07-07 08:45
  

  我认识雷加于1974年,到他辞世,竟有35年之久了。其中从1982年到1995年13年间,又同在北京作协一个党支部里做专业作家,经历了文场的多事之秋,对老人家的了解就越发多了些。1995年我调到中国作协工作后,遇到春节走访或生日庆贺,总是主动要求去拜谒老人家。每年的春节联欢会上,也都见到雷加由家人陪伴,来和文场老友聚首的身影。每到这时,我总要趋前问安,又为自己平日里疏于问候而致由衷歉意。雷加总是挥手道:“你忙,你忙,我都理解!”今年的春节联欢会上,我又见到他,他已经不得不坐到轮椅上,想想他已届95岁高龄,应该是来北京饭店参加团拜的最高龄作家了,我记得当场还开了玩笑,说雷老你利害啊,九五之尊啊。他朗声大笑,说只要走得动,是一定要来看看老朋友的,见一面少一面啦!他的坦率与自嘲,当场引发笑声。岂料他一语成谶,今年3月10日下午,午睡后突然撒手西去。几天后,到八宝山与他告别,我看着鲜花丛中的雷加,悲痛之余又想起了1974年与他相识、相处的几个月。人这一辈子,永远活得明明白白者不多,到了老年,不偏执、不挑剔,到死都明明白白的人更是少见。而大家的雷加,真是一辈子活得明白、活得潇洒的人物啊。
  
  1974年我还是北京京西矿务局木城涧煤矿的工人,那时就认识雷加了。此前一年,1973年,那个时候“学问革命”也已经搞了7年了。“四人帮”大概觉得不搞点“文艺繁荣”,交代不过去,于是便有了组织工农兵“歌功颂德”的计划。当时在矿区当掘进工人的我,因为政治言论的“出轨”,正受着监控和打击,却又因有点舞文弄墨的才能,便被派出来承担“工农兵”写作的任务。那个时候,浩然正走红,我在花市东兴隆街的“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”招待所里结识了他。其时他正在那里写《金光大道》。浩然热情、平易,对初学写编辑尤其热心。应该说,今天看起来,尽管浩然当时的文艺思想颇受左的影响,但他毕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,认识浩然以后,我的创作水平有所提高,应该说从他那里得益不少。我同时结识的,还有诗人李学鳌,他在那里写长诗《向秀丽》,是他把我的处女作《欢送》拿到《北京文艺》推荐发表。同时我还在那里结识了后来在文场大显身手的理由、陈祖芬、张守仁、陈昌本、孟广臣等等,都成为了后来相互砥砺、一起迎接思想解放运动的朋友。我在另一篇回忆文章里已经讲过,那时的浩然是矛盾的。一方面他为自己庆幸,珍惜自己保有的写作权利,因此面对“四人帮”“封官”的诱惑,他不为所动,时而又不能不虚以委蛇。就我所知,他就谢绝了出访日本的安排,也谢绝了出任学问部官员的诱惑,但他也没能拒绝“代表江青”到西沙“劳军”之举,且有《西沙儿女》面世。结识浩然的同时,我又结识了草明。她似乎是刚刚摆脱厄运,一个人躲在东单史家胡同的家里。时任我的责任编辑的李炬同志带着大家一群工人编辑,前往叩望。草明对于工人作家,从来是关爱有加的。文革前她就曾在鞍钢和北京一机床办过写作训练班,培养出了好几位工人作家。再后,到了1974年,我就认识雷加了。如果说结识浩然是纯系巧合,结识草明,是经人先容,结识雷加,就是“组织安排”了。那时的雷加,好像刚刚被“解放”,大概也有那么一点考验他的味道,《北京文艺》组织了一个改稿班,大约目标也是“歌功颂德”吧,让大家写“学问大革命就是好”之类的文字。雷加、姚欣等人被派来做大家的“辅导老师”。算起来雷加那年应该是59岁,在25岁的我看来,已经是“老前辈”了。雷加个头高高的,身材健美,骑着一辆轻巧的自行车,是那种线闸的、车把很低、车座撅起的自行车,老爷子骑上去,用时下的话语,真是酷极了。此后的十几年,甚至到了二十几年,我时不时就看见雷加骑着自行车翩然来去,这就成为了大家一见面永久的话题——
  
  “喝,雷老,还骑哪,您七十几啦?”
  
  “七十五!”
  
  “骑着奔八十去啊?”
  
  “你说少了,八十哪打得住!”
  
  他的自行车骑到哪年打住的,我已经忘了。但我敢说,80岁时的确没有打住。就是因为这心气这活力,他才永远在深入生活的道路上奔走着。听一位作家朋友说,雷加70多岁时,还和大家一起去酒泉卫星基地,甚至还爬上了卫星发射塔。更令我吃惊的是,他还和年轻人一起,顶着飞沙走石,踏访了一番居延海、黑水城。
  
  说实在的,当年初识雷加,用大家后来挑破了话来说,是“麻秆打狼,两怕着”。大家对雷加是“警惕”的,因为他是“十七年文艺黑线”上下来的人物啊。他对大家也是警惕的,因为大家是被挑选出来唱“文革赞歌”的“工人阶级代表”啊。都抱着这样的警惕,记得开初的几个讨论会,开得就不尴不尬。刚刚被“解放”的雷加,充分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。比如他从来不对当时的文艺路线发表意见,有时大家实在绕不过某个话题了,请教雷加,他说,你们问浩然去,他的观点肯定最正确。然而,又能听得出他这话里确实有点“刺儿”。坦率地说,因为和浩然的热情相对比,当年雷加的态度,多少还令我有几分反感呢。现在看来,这正是一个成熟的、有政治辨别力的老共产党员对自己的艺术理想的坚守啊!
  
  很快大家就发现和这老爷子不能谈文学,更不能谈政治,但和他谈工厂、工人乃至日常生活,他谈笑风生。不过,等到1982年我来到北京作协专业作家支部,和雷加成为同事时,大概因为国家已经进入日丽风清的时代了吧,他成为了一个幽默风趣口无遮拦的老人。从闲聊中,我知道他在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活动,还亲历了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。而后,他辗转于北平,又到过日本,参加进步文学社团活动并开始创作。1938年,他毅然投向延安,那时就以创作激情高涨和创作速度惊人闻名。雷加似乎是一个“生活”崇拜论者,据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,就以“作家要下去,作品才上来”为题旨,回想起来,这就是他终身奉行的圭臬。他的一生,经历的太多,因此许多说出来让大家目瞪口呆的事情,到了他的嘴里,竟成为了笑谈。我印象最深的,是北京作协一次批“左”的支部会,雷加发言之始,还是红头涨脸的,他回忆当年在解放区时,下乡体验生活回来,如何遭遇“抢救运动”,被怀疑成“特务”,揪上台捆起逼供。一边说一边捋开衣袖,告诉大家他如何被绑、被打。说着说着,竟笑开来,以至最后几乎笑得岔了气。最后他说,文革那一套,我才不怕,我年轻时就领教了,我知道早晚还得给我脱帽、鞠躬、 道歉!
  
  雷加不甘落伍,永远保持着学习的激情。当年在北京作协支部里,李陀是一个不断带来新的信息和新的思想的人物。李陀每次发完言,雷加都要追问,李陀,你刚才说的那个某国的某某某,他的代表作是啥?李陀便一一作答,雷加也一一记下。当时我想,这老爷子要干啥?真的要找来看吗?果然,下一次聚会,雷加就和李陀探讨起某某的代表作来。以至李陀好几次大叫:“老爷子,我真服了您啦!”
  
  老爷子啊,在天国那边,你还是那个骑着线闸的轻型自行车,探着身子,撅着屁股,翩然来去的老头儿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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