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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跟文友说鲁迅

时间:2013-07-25 08:10
  

    写了一篇与鲁迅先生相关的小文章,想不到竟引来几位文友的不同意见。本不想再说什么了,但又想文友之间争辩一下,活跃活跃论坛,这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。再说,这些人都是自己近年来交往的相知朋友,思想观点一直很一致,相互态度又很谦和,从没有出过讽刺挖苦骂人的现象,所以现在与他们争辩争辩也应该是有趣的事儿,对双方思想认识的提高都有好处。
    所以,就来争论吧!
    首先,我针对楼兰先生来说几句!楼兰在《也跟风说鲁迅》一文中说:“4版把文革红卫兵的行为说成是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实在让人无法接受。”
    其实,我在我的文章中只是引用了几段“文革”中人们经常引用的“鲁迅语录”,还说了句“红卫兵的破坏活动不能由鲁迅来负责,但红卫兵精神与鲁迅精神是一脉相承的”的话。经楼兰这么一说,现在我倒觉得有必要将“文革”时红卫兵受鲁迅先生影响的事情说得更为彻底些为好。
    我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,也当过“红卫兵”。我对那个时代的事情非常清楚,现在也时不时地想起那年月的情景。特别是当我翻看自己收藏的《毛主席语录》、《鲁迅言论录》之类的小红书与传单时,头皮还一阵一阵地发麻。也许因为年龄关系,楼兰先生是不知道“文革”时的情况的。只要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:红卫兵“破四旧”、“立四新”的行动是从1966年9月开始的。这是党中央的号召,也是“十六条”上的规定。“四旧”破得非常利害,其罪恶磬竹难书;有些“四新”也“立”了,如强迫人们穿统一的服装,留统一的发型,张口就得背诵毛主席语录,“早请示,晚汇报”,到处刷成“红海洋”等等。当时,“引导”红卫兵行动的“理论基础”主要是毛主席语录与著作、鲁迅言论录和“中央首长的讲话”。毛爷爷关于“破四旧”的语录真的不多,大量的却是鲁迅的。除了毛爷爷的著作和语录外,当时印刷得最多的大概就是《鲁迅言论录》之类的书籍了,还有大量的以传单形式印制的鲁迅的小文章与语录。许多红卫兵对鲁迅的语录也是倒背如流的。对于红卫兵“破四旧”来说,鲁迅的语录更“实用”,更能激发“斗志”,更适宜于呼喊,更具杀伤力。
    武俊岭先生在楼兰文章后面跟帖说:“文革期间,鲁迅的书是出版了不少,但这些书,到底有多少红卫兵认真阅读了,是一个很大的问题——所以,就不能引出一句话来,就说红卫兵受鲁迅的影响多么大什么的。”
    也许还是年龄的关系,武先生对那时情况也是不太了解的。
    大家知道,当时鲁迅的书出得很多,但那都是“语录”与短文章之类的东西。红卫兵是不可能读《鲁迅全集》的,但正是经过掐头去尾的《语录》、《言论》之类的小本本,才充满着极左、偏激、片面的内容,它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才是最可怕的。我也想,如果红卫兵能够全面了解鲁迅先生就好了。但是,在当时的情况下,红卫兵能够全面了解鲁迅先生吗?退一步说,就是全面了解了,红卫兵还得按照“文革”既定的方针与口径来说话和行动。红卫兵虽然“无法无天”,但他们还是在“红司令”和“中央文革”的指挥下开展“工作”的。
    不管与鲁迅先生本人有关还是无关,鲁迅确实被发动“文革”的人利用了。“中央文革”中的江青、康生、陈伯达、姚文元、王力、关锋、戚本禹等人动不动就用鲁迅语录来鼓动人心,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恶浪。一直到“文革”结束的时候,鲁迅还被人家当枪炮使用着。
    《鲁迅言论录》中的章节一般都是“阶级与阶级斗争”、“学问革命”、“彻底革命与斗争”、“砸烂旧世界、颂扬新事物”、“痛斥托洛茨基(注:前苏联早已给托洛茨基平了反。)”、“痛打落水狗”、“痛斥两面派、第三种人、帮闲、走狗和奴才”、“痛斥奴隶主义、折中主义、叛徒哲学”等方面的内容,都有着大量的激烈而精采的言词,红卫兵和左派人物引用起来非常过瘾。
    批判“黑帮”、“黑线”、“反动的学术权威”、“牛鬼蛇神”、“走资派”之类的人物时,能引用的鲁迅语录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就是在批斗已被打倒的“阶级敌人”时,“革命战士”也能应用“痛打落水狗”,“一个都不宽恕”之类的语录;对立两派的辩论一般是相互的辱骂,这派引用鲁迅语录骂道:“叭儿狗一名哈巴狗。虽然是狗,又很像猫,折中、公允,调和,平正之状可掬。”那派也引用鲁迅语录对骂:“去罢,苍蝇们:虽然生着翅子,还能营营,总不会超过战士的。你们这些虫豸们!”在残酷的两派“武斗”中,红卫兵往往朗诵着这样的语录:“因为勇敢,这才能勇往直前,肉博强敌,以报仇雪恨。”有的红卫兵甚至在临死之前还慷慨激昂地呼喊:“真的猛士,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,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”……
    在“文革”中,除了“红色司令部”的人外,鲁迅先生也是不能被丝毫非议的人物,否则就是“反革命分子”。曾经被鲁迅先生“嘘”过的人,可能除了郭沫若(有毛爷爷的保护)外,再没有一个人能在“文革”中“漏网”,都没能逃脱被残酷批斗的命运。就是“四人帮”成员之一的张春桥,被抓后的一条罪状就是曾经化名“狄克”攻击过鲁迅,被鲁迅“嘘”过。
    总之,鲁迅对“文革”,对红卫兵,对“革命战士”的影响是巨大的,是不能否认的。楼兰先生文章基点是不接受“红卫兵的行为是受鲁迅先生影响”的说法。如果基点有误的话,那整篇文章也就出现问题了。
    再说说楼兰先生提到的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这篇文章的一些问题。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是很熟悉的,看过多次。熟悉它的主要原因是“文革”中它曾致周扬、夏衍、田汉、阳翰笙等“四条汉子”及一些人于死地,报刊上曾经大书特书过。在“文革”前,这篇文章也曾经有着许多笔墨官司。文章本身是鲁迅病中冯雪峰代笔写的,其中牵扯到“左联”时期宗派主义的事情。解放后冯雪峰被打倒后,周扬等人说此信是冯雪峰蒙蔽鲁迅写的。特别是文章头条“注释”一事,不知使多少人遭受迫害。背景问题复杂,这里不再多说。
    诚然,徐懋庸给鲁迅的信中有着宗派主义的倾向,但鲁迅的答复也有着宗派主义的倾向。对徐懋庸提出的问题,进行深入探讨才是正确的态度,但鲁迅却将私人信件公开发表了,公开辱骂徐懋庸是“恶劣的青年”,说徐懋庸想咬他几口。(从徐懋庸以后的经历来看,好像他并不是一个多么恶劣的人,虽然以后当了“右派分子”。)
    另外,“国防文学”与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两个口号,本来都是文艺界抗日的主张;国防文学主张主要写抗日的作品,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主张题材宽泛些,应该说两种主张都没有什么大错的,但却被一些人拿起它当枪使用,挑起争端。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将争论激烈化,伤害了一些人。关于“四条汉子”的提法就是鲁迅在这篇文章中给定性的。鲁迅对这些“左联”时期的领导人的指责是武断的。
    对这篇文章就说上这么几句。下面再讨论一下李明先生跟帖中说到的事情。
  李明先生说:“我认为鲁迅是唯一没有拿狗皮膏药的人,也就是说,鲁迅从未以救世者的身分书文。说到文学价值,我私下以为,他的《故事新编》可以说明一切。”
    我的读书生涯中,可能读鲁迅书最多了。我的《鲁迅全集》虽然没有全,但也不算少。 我最喜欢鲁迅的短篇小说。他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中的一些短篇小说是很有深度的。但说实话,在他的小说中,我最不喜欢的是《故事新编》。这里面的九篇作品中,虽然有着神话传说人物,但也可算作“历史小说”。历史小说应该按照史料编写,但这里面的很多作品却加杂很多现代东西,运用着现代 的语言与名词。比如说在《起死》中,庄周满嘴是《百家姓》和《千字文》;《理水》是大禹治水的故事,写的却是所谓的“学问山”,是现代“文坛”上的事情,人物说的是英语,看了让人不舒服。与他的杂文相象的是,这些小说多半是“影射小说”,是“借古人骂今人”,讽刺、挖苦、批评与他有着过节的人。他影射攻击成仿吾、高长虹、江瀚、刘复、徐炳昶、潘光旦、顾颉刚、林语堂……甚至,对于他已经忘了名字的人也要顺手拉进来羞辱一番。《补天》中那个夹在女娲两腿中间的穿着古衣冠的“小丈夫”,就是他忘了名字的《蕙的风》的批评者(其实那人叫胡梦华)。
    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,凡正我是不喜欢“影射文学”的。“文革”中,“影射文学”更被发扬光大,变成了“四人帮”的“阴谋文学”。当然,这些与鲁迅先生没有关系。
    总的来说,我还是很敬仰鲁迅先生的。但敬仰一个人,并不一定要达到盲从和随声附和的程度。我的看法可能与大多数文友的观点不大相符,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希翼我的观点能引起文友们心平气和的批评和指正。过去,江天上曾经出现过不深入讨论而讽刺、挖苦、漫骂甚至人身攻击的现象,大家应该引以为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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