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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文运动

时间:2013-06-02 19:19
        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、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。因同时涉及文 学的思想内容,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。 “古文”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。 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、 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,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,所以称“古文”。韩愈提倡古文,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,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。在提倡古文时,进一步强调要文以明道。除唐代的韩愈、 柳宗元外,宋代的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。
古文运动的先容:
    唐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,其内容主要是复兴儒学,其形式就是反对骈文,提倡古文。所谓“古文”,是对骈文而言的。先秦和汉代的散文,特点是质朴自由,以散行单句为主,不受格式拘束,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、表达思想。自南北朝以来,文坛上盛行骈文,是始于汉代,盛行于南北朝的文体。流于对偶、声律、典故、词藻等形式,华而不实,不适于用。西魏苏绰曾仿《尚书》作《大诰》,提倡商朝、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,未有成效。隋文帝时下诏禁止“文表华艳”,李谔上书请革文华,都没有扭转颓风。唐代初期文坛,骈文仍占主要地位。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。史学家刘知几曾在《史通》中提出“言必近真”、“不尚雕彩”的主张;王勃提议改革文弊,但他们自己的作品,仍用骈体;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。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,萧颖士、李华、元结、独孤及、梁肃、柳冕,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,并用散体作文,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。韩愈、柳宗元则进一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古文理论,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,当时有一批学生和追随者热烈响应,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,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:
    韩愈:
   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。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,为了复兴儒学。韩愈说,“学古道韩愈而欲兼通其辞;通其辞者,本志乎古道者也”(《题欧阳生哀辞后》)。所以,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,不过韩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,柳则主张“以辅时及物为道”(《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》)。此外,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:①主张“养气”,即提高编辑的道德修养,强调“根之茂者其实遂,膏之沃者其光晔,仁义之人,其言蔼如也” (韩愈《答李翊书》),编辑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,所以“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”(韩愈《答李翊书》)。②关于学习标准,主张“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”(同前),不仅重视经史,也重视屈原、司马相如、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,汲取他们的精英,丰富自己的写作(韩愈《进学解》、柳宗元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)。③自创新意新词,不避“怪怪奇奇”(韩愈《送穷文》),反对模仿因袭,要求“惟陈言之务去”(韩愈《答李翊书》),认为“唯古于词必己出,降而不能乃剽贼”(韩愈《南阳樊绍述墓志铭》)。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,要“师其意,不师其辞”(韩愈《答刘正夫书》)。④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,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,认为“是犹用文锦覆陷□也。不明而出之,则颠者众矣”(柳宗元《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》)。⑤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,不敢出以轻心、怠心、昏气、矜气(柳宗元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)。⑥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,认为“古人亦人耳,夫何远哉”(柳宗元《与杨京兆凭书》)。对“荣古虐今者,比肩叠迹”(柳宗元《与友人论为文书》)的状况表示愤慨,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,柳宗元:柳宗元“若皆为之不已,则文章之大盛,古未有也”(柳宗元《与杨京兆凭书》)。显而易见,韩、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,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,推动文学前进。
  韩、柳提倡古文,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。韩愈曾说:“仆为文久,每自测意中以为好,则人必以为恶矣。小称意,人亦小怪之;大称意,则人必大怪之也。”(《与冯宿论文书》)然而,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,韩愈毫不动摇。他“奋不顾流俗,犯笑侮,收召后学”(柳宗元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),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。韩愈的学生有李翱、皇甫湜、李汉等人,他们又转相传授,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。韩、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,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,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,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,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。唐末皮日休、陆龟蒙、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,也都用古文体,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。
古文运动-古文运动的发展
        中唐古文运动,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,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,晚唐以后,它还在继续流行。五代到宋初,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,前蜀的牛希济在他的《文章论》中曾提出:当时文章“忘于教化之道,以妖艳为胜”。北宋初年,王禹偁、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,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,但二人孤军作战,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。宋真宗朝和宋仁宗初年,以杨亿、刘筠为代表的“西昆派”,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,席卷了当时文坛。到石介诸人出来,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。石介著《怪说》,猛烈抨击“杨亿之穷妍极态,缀风月,弄花草,淫巧侈丽,浮华纂组”,并在《上范思远书》中呼吁“二三同志,极力排斥之,不使害于道”,矢志“学为文,必本仁义”,宁死不作淫靡文章。但石介的创作,成就并不大。宋代的古文复兴,要到欧阳修倡导之后,才形成一场运动。
    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,大力提倡古文,带动了一支写作队伍。他的同辈苏洵,学生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,苏轼门下又有黄庭坚、陈师道、张耒、秦观、晁补之等人,都是古文能手,各树旗帜,扩大影响,从而使宋代古文运动达到波澜壮阔的地步。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点,第一是主张明道。欧阳修说:“道胜者,文不难而自至。”(《答吴充秀才书》)苏轼说“吾所为文必与道俱”(《朱子语类》引)。这一点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。第二是不高谈学习先秦两汉而直接取法韩愈。王禹偁说“近世为古文之主者,韩史部而已”(《答张扶书》)。他们学韩的共同点,是学韩文“文从字顺”,平易近人的作风,而不学他追求奇古奥僻的偏向。因此,宋代古文,进一步奠定了韩、柳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的基础,更有利于表达思想,也更便于为人们接受,发扬了他们开创的新的散文传统的精神。明人朱右把欧、曾、王、三苏六家与韩、柳合称为“八先生”,茅坤编选了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,唐、宋古文,取得了分庭抗礼的地位。明代的宋濂、唐顺之、王慎中、归有光等人以及清代的桐城派、阳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,追根溯源,无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运动的启发或影响。唐宋古文运动,可说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。
    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而起的文学革新运动,主要反对以“西昆体”为代表的浮靡文风。但这场文学运动,同时对诗、文进行革新,与政治斗争关系更密切,历时更久,波及更广,参加者更多,其影响也更为深远。
  北宋初年,国家统一,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,社会较为安定,一部分上层士大夫便醉心太平,粉饰太平,歌功颂德,吟风弄月,以致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更有发展。但宋代立国,先天不足,北有辽国,疆域未完,无复汉、唐帝国气象。同时,大官僚、大地主、大商人兼并日剧,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,政治斗争日趋尖锐,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感慨国耻,满怀国忧,要求改革政治,提倡写作反映现实的诗文,推崇韩愈、白居易,便形成了对立的文风。所以北宋诗文革新运动,一开始便是适应政治斗争需要而起的。其发展过程大体有三个阶段。
    第一阶段从宋太祖立国至真宗朝,约为10世纪70年代至11世纪初,是初发阶段,先驱者有柳开、王禹偁、穆修、石介以及姚铉、孙复等。柳开首举“尊韩”的旗帜,提出重道致用、尚朴崇散、宣扬教化等主张,反对当时华靡文风。王禹偁也主张宗经复古,倡导写作“传道明心”的古文,强调韩愈文论“文从字顺”的一面。他推崇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反映现实的诗歌,反对晚唐以来淫放颓靡诗风,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自己的主张,他的诗文具有现实内容,语言平易近人,风格清新悦目,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最初成绩。但是,他们对文学改革的倡导,在当时影响不大,而以杨亿、刘筠和钱惟演为首的西昆派华靡文风却开始泛滥。于是继起的穆修提倡为道而学文,极力反对骈文的章句声偶。他不顾流俗的诋毁,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,以提倡韩柳文自任。稍后的石介,在《怪说》中指名抨击杨亿 “缀风月,弄花草”,“蠹伤圣人之道”。但他们在诗文理论方面未能提出新颖切实的见解,又重道轻文,忽视文章的语言形式。除王禹偁外,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辞涩言苦之病,创作成就都不高。
  第二阶段在宋仁宗朝,从11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,是运动形成高潮的阶段,主要代表作家先后有范仲淹、李觏、尹洙、石延年、苏舜钦、梅尧臣、宋祁、欧阳修和苏氏父子、王安石、曾巩等人。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圣三年(1025)提出的改革时弊政纲中,主张改革文风。天圣七年(1029)、明道二年(1033),朝廷两次下诏申戒浮华,提倡散文。由于朝廷表态,主张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。他们频繁往来,相互唱和,一齐向文坛积弊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,显示出浩大声势。李觏要求文以经世,发挥“治物之器”的作用,反对拟古和“雕锼以为丽”(《上李舍人书》、《上宋舍人书》、《原文》)。尹洙摒弃骈文,致力写作简而有法、辞约理精的古文。苏舜钦高度评价了古代设官采风的重大作用,认为写作诗文的根本目的是“警时鼓众”、“补世救失”,反对以藻丽为胜,提倡“道德胜而后振”(《上孙冲谏议书》)。梅尧臣论诗强调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传统,重视比兴,力贬浮艳堆砌恶习,要求诗叙人情、状物态,意新语工,景与意会,达到“平淡”高境。苏梅二人的诗风有豪放和淡远之别,但都注重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,有力地打击了西昆体无病呻吟的浮艳诗风。他们在诗文革新运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    稍后于苏、梅的欧阳修,则是这一阶段乃至整个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。他在运动中的杰出作用是:①有意把诗文革新同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,使古文、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,从而把运动更加引向了自觉和深入。②阐明理论,指引革新。他提出了“道胜者,文不难而自至”;又认为道可充实文,而不能代替文,主张作文须简而有法,流畅自然,反对模拟与古奥。他论诗重视美刺劝戒,触事感物,提出“诗穷而后工”的著名论点,强调诗人的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。他推崇杜甫,赞赏李白。他首创“诗话”这一评论诗文的新体式,其《六一诗话》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论、诗论见解。他的诗文理论,引导了作家的创作实践,指引着革新运动。③改革科场积弊,罢黜四六时文。欧阳修在嘉祐二年 (1057)权知礼部贡举,严格规定应试文章必须采用平实朴素的散文,坚决贬斥险怪奇涩和空洞浮华的文风。④大兴创作之风,努力提举后进。欧阳修积极写出了许多优秀散文作品,内容充实,形式新颖,平易自然,流畅宛转,曲畅旁通地叙事、说理、抒情,从而开辟了一条散文创作的通衢大道。他的诗歌在艺术上吸取了韩愈诗散学问的特点,却避免了韩诗的险怪和生僻。他的创作在诗文革新运动中起了典范作用。欧阳修顾惜人材,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团结在周围。特别是他推重王安石、曾巩和苏氏父子,作为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,鼓励他们积极创作,保证了运动继续蓬勃发展。欧阳修采取的上述措施,作用很大,影响深广,使革新运动达到高潮,取得胜利。
    第三阶段从宋英宗朝至哲宗朝,约11世纪50年代至11世纪末,是运动的完成阶段,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、曾巩、苏轼、苏辙以及黄庭坚、秦观等人。王安石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“新法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提出文章的内容应有关“礼教治政”,“务为有补于世”,“以适用为本” (《上人书》等)。他一再痛斥“章句声病,苟尚文辞”(《取材》)的倾向,在诗歌方面独尊杜甫。曾巩、苏辙、王令等人,也各自以其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,在运动的深入发展中发挥了骨干作用。而领导这次运动取得全胜的是苏轼。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文坛领袖。他提出诗文应“有为而作”,“言必中当世之过”(《凫绎先生诗集叙》),号召作家要“缘诗人之义,托事以讽,庶几有补于国”(苏辙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)。但他很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,一再指出:文学本身有如精金美玉,自有定价(见《答刘沔都曹书》等)。他又提出了“随物赋形”、“辞达”、“胸有成竹”、“传神写意”、“诗中有画”等著名论点,引导当时的创作。他的诗文词赋,都体现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。苏轼也重视人才。被称为“苏门四学士”的黄庭坚、秦观、张耒、晁补之,以及陈师道等人,都成了北宋后期杰出的作家,对北宋文学繁荣都作出了贡献。
   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,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,又一次把古代文学、特别是散文以及文论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。此后,以“唐宋八大家”为代表的古文传统,一直为元明清散文家奉为正宗,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于欧阳修、曾巩、苏轼等。诗歌方面,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也给予南宋金元诗以及明代唐宋派、公安派、竟陵派,清代宋诗派以深刻的影响。但是,由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带有“正统”观念,也有要求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味, 助长了诗的散学问和“以议论为诗”的概念化倾向,为南宋理学家的散文所师法。这就表现出这一革新运动在思想上的历史局限。
古文运动-古文运动的成就 
   唐代古文运动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,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,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,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,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。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,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。(来源:中国散文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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